倪瓒洁癖、赵孟頫爱钱、董其昌不淡泊……一口气读完薛龙春笔下的元明书法，过瘾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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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龙春｜元明书法谈丛
📍 山东画报出版社
去年，看赵孟頫特展的时候一直在想，如何才能把字写得如此漂亮？
原因当然是多面的，但其中有一点，知道的人甚少：赵孟頫有一套独特的用笔、用墨方法。
“赵孟頫写字，必连染三五管笔，隔两天再写。他认为写字的时候不可多蘸墨水，只能用毫端染墨，笔干了再染，不能用力按开毫端，那样写出来的字气息不好。所以那些用坏的笔虽然毫端都秃掉了，但下部洁净得像从未濡墨的那样。”
这段解答，来自薛龙春教授的新书——《元明书法谈丛》中的《赵孟頫轶事》。
薛龙春，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艺术与考古中心教授，研究方向为16-17世纪的中国书法篆刻。
去年，浙江美术馆王铎大展开幕，他的一场讲座与导览（👈点击蓝字回顾），带来“现象级”的火爆场面。
薛龙春教授出版于2013年的著作《雅宜山色：王宠的人生与书法》，影响广泛，已近绝版。而今，很多读者已经开始期待他下一本关于王铎的研究著作。
《元明书法谈丛》，是他去年低调出版的一本“小书”。
在进入艺术史研究领域之前，薛龙春教授本科毕业于中文系，又曾从事记者工作，所以他的文风有学者难得的简明畅快。这本书，总共不到300页，除去后记，共44篇短文，每篇不过数千字，非常适合作为大众的书法“启蒙”书。但，又诚如他在后记中所强调的：“本书读起来或许比较轻松，但并不代表笔者对于这一时期的世风、环境、书家、书写活动及其文化没有深入的思考。”
这般好读又有深思的书，正是如今艺术爱好者所期待的。
薛 龙 春
薛龙春，1971年10月生，江苏高邮人。现为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艺术与考古中心教授，主要研究16-17世纪中国书法篆刻，明清文人尺牍，著有《郑簠研究》、《雅宜山色：王宠的人生与书法》等。
对学生时代的好老师，我们多半有这样的印象——从轻松有趣的角度入手，最终抵达对专业问题的阐释。
读这本小书，即是这样的体验。
倪 瓒
如《倪瓒的洁癖》一文。
倪瓒洁癖的故事，多有流传。这篇文章，亦从倪瓒洁癖的种种记述与传闻开始。
比如，倪瓒家中庭院的树石要每天洗拭，庭院里的苔藓也不容人践踏。他的盥盆每天都要换水数十次，他所穿的衣冠每天也要拂振数十次。他甚至在家里准备了纻履百双，客人来了，必须换鞋才能进入。若有俗士前来索钱，他就将钱放在远处，让索钱的人自取，以保证自己不受污秽。
倪瓒《小楷静寄轩诗文页》，62.9×23.3cm
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但更重要的，是如何来看倪瓒的书法。
倪瓒画名极盛，而他的画与书法有密切关联——因“文人画家因以书法用笔入画，所以十分注重书法的修养。”
薛龙春教授谈到，倪瓒的书法，与“道教”相关。
“元季盛行道教，东南一带尤甚。诸多文化名流几乎都与道教结缘，如赵孟頫号松雪道人，顾瑛号金粟道人，杨维桢号铁笛道人，而黄公望、方从义、张雨等则成了当时著名的道士。大约在三十岁前后，倪瓒开始信奉起道教。至顺年间（1330—1332），他曾在玄文馆习静数年，习静使得他谢绝尘事，游心淡泊，终日与古书、古人相对，形忘道接，翛然自得。有研究表明，倪瓒受道教影响至深，他的食谱亦完全符合于道教养生术的要求。
文人画家因以书法用笔入画，所以十分注重书法的修养。元代书家受赵孟頫影响，皆学二王，这是一时风气。倪瓒也学王字，友人赠诗云：‘辋川画拟唐摩诘，棐几书临晋右军。’被赵孟頫定为东晋道士杨羲所书之《黄素黄庭经》，亦为倪瓒所取法。他对道士书法的兴趣，或与他的信仰有关。倪瓒在书法上追求清雅幽淡，以一种与尘世的距离感暗示自我的品性与气格。虽然都高尚隐逸，倪瓒和杨维桢等人的放纵恣肆殊途异辙。在宋四家中他最推重蔡襄，认为他有晋魏六朝风轨，而米芾则矫异怒张，终有子路未事孔子时气象。”
倪瓒《容膝斋图轴》
74.2×35.4cm
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赵 孟 頫
赵孟頫是元明书法最为核心的人物，也是本书的主角之一。
如果看过北京故宫的赵孟頫大展，又苦于了解不深，这本小书里，一定有你要的答案。几篇短文，扼要交待了赵孟頫之所以成为中国艺术史上里程碑人物的来龙去脉，也记述了他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。
赵孟頫《行书洛神赋卷》（局部）
29.5×192cm
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比如，赵孟頫书法最大的影响究竟是什么？
“赵孟頫对元代书法的影响，不仅是他的作品成为人们学习的范本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提倡‘古意’，主张向晋唐传统学习，引导了一代风气。‘书法不传今已久，楮君毛颖向谁陈。’所谓不传已久，是指南宋书法凋弊，学无师承。只有上溯晋唐，才能救其积弊。赵孟頫一生刻意学古，有人说他平生学书以羲、献为师，也有人认为他早年学宋高宗书，入元以后与鲜于枢往还，才开始专法二王。而他自己则说，少时作小楷，规模锺繇、萧子云；晚年则学李北海，写碑时专用此体。此外，他还曾学习唐人欧阳询与褚遂良。有人断言，赵孟頫书法之所以精妙，是因为他‘无帖不习’。
“赵孟頫于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、章草六体无不研索，在前此的书法史中，这是不曾有过的现象。”
赵孟頫《行草致民瞻信札》，尺寸不详
上海博物馆藏
而赵孟頫之所以能在书法上取得巨大成功。“除了过人的天资之外，学力亦为重要的因素。”
有记载说，赵孟頫一天能写一万字，无论这一说法是否可靠，“它起码包括两层含义。第一层含义，是说明元代人对于书法的学力。没有一定书写量的保证，再高妙的品位与意境也无从表达，所谓‘心不厌精，手不厌熟’。其实这是北宋以前书法史的一个传统。元人记载赵孟頫学书，墨池尽黑，所以下笔皆成楷则。这是有关东汉末年书家张芝传记的移录。这一记载本身反映了人们对于学力的肯定。北宋书家往往大谈书卷气，而轻视积学，苏轼曾说：‘我书意造本无法，点画信手烦推求。’又说：‘苟能通其意，常谓不学可。’赵孟頫日书万字所体现的精熟趣味或是宋代书家所缺乏的。第二层含义，是学书方法的正确。毛笔不同于硬笔，若不能掌握其用笔的规律，很难做到快速书写，即使能够快速书写，点画的衔接必不能如拔茅连茹，筋脉贯畅。日书万字乃至三万字，丝毫不觉‘力倦’，表明书写者掌握了晋唐以来正确的用笔方法。赵孟頫曾深有感慨地说：‘结字因时相传，用笔千古不易。’对于传统用笔方法的强调，是赵氏能够成功的重要保证。”
在这篇《赵孟頫日书万字》一文中，你能了解赵孟頫在诗、文、书、画、音乐、印章、鉴定等多方面的才能，也能明白他在文人画理论、文人篆刻等方面的重要贡献。
赵孟頫《赠沈王王璋诗》，刻帖
那么，书法之外，赵孟頫是个什么样的人？
来读《赵孟頫的轶事》。
赵孟頫生性谨慎、谦逊、颖悟、精细。有一则故事，你一定会津津乐道：
“元人有一则笔记，说赵孟頫很爱钱，来求字的必是给足了银两，他才乐意下笔。赵氏入元之后，田产颇废，家事甚贫，所以有人馈送钱米肴核，赵孟頫便写字来回报。有一天，两个白莲道徒造门求字，家童禀报说，有两个居士在门前，求见相公。赵孟頫不高兴地说：什么居士，是香山居士，还是东坡居士？那些吃素食的风头巾什么的，也敢称居士。管夫人听到他发怒，连忙说，相公不要恁地焦躁，我们也不是没钱过日子。但赵孟頫心下仍然不乐。过了一会，道者入谒，说年教授为庵中写了庵记，请求赵孟頫书丹。说着便从袖中掏出银钱十锭，以为润笔之资。赵看到钱就高兴了，大呼道：‘上茶与居士吃！’赵孟頫虽说爱钱，但取之有道，书画之外，从不以他事求钱。”
赵孟頫《疏林秀石图卷》，27.5×62.8cm
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赵孟頫《行书心经册》，28.6×10.8cm
辽宁省博物馆藏
赵孟頫以宋宗室出仕元朝，在后代被看作软骨头，联系到他的书风，就有了“过为妍媚纤柔，殊乏大节不夺之气”的评价。经历了明清鼎革之痛，赵孟頫的人品书品成为遗民们所攻击的对象。
但薛龙春教授以诸多史实证明，赵孟頫的出山并非己所能左右，且一直小心翼翼，晚年对出仕元朝颇有悔意。同时，在如何看待书品与人品的关系这个令人纠结的问题上，他给出了一个艺术史学者的中肯之见。
“政治人格毕竟不同于人品。一个政治上有污点的人物，并不必然在自身的人格修为上也是低俗的。将政治人格等同于人品修养，进而否定其人在艺术上的成就，这或是北宋以来书法批评的一个误区。人们总是热衷于找出种种形式上的特征，来附会被批评者的人格。就像张丑说文天祥因为是忠臣，字才写得清疏挺竦，令人敬而爱之。与赵孟頫的妍媚纤柔，似有天壤之别。事实上，文天祥在书法史上并无影响，而赵孟頫却影响了元、明、清数百年书坛。”
此外，赵孟頫展上，很多大众不那么熟悉却反复出现的人名，如，鲜于枢、张雨、邓文原、柯九思等等，看完这本小书，也会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。
邓文原《章草急就章卷卷》
23.3×398.7cm
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柯九思《楷书上京宫词卷》，30.9×53cm
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附属美术馆藏
笔 与 墨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薛龙春教授本身也是一位书法家，所以，在书法史研究中，他尤其关注笔、纸、墨等物质性层面的问题，非常给人予启发。
比如，人们常说“善书者不择笔”，事实是这样吗？
以赵孟頫为例，“作书时，他很重视器具，认为写字要纸笔调和，如果纸笔不佳，虽然能写，但肯定写不好，就像快马行于泥淖之中。在一则题跋中，他遗憾地表示，北方多风尘，不宜笔砚，而客寓之中又没有好纸，虽然用的纸是高丽所出，但不是良品，所以作品的水准也大打折扣。书史中多有‘善书者不择笔’的故事，但大凡像赵孟頫这样以精致取胜的书家，对于纸笔的质量、性能是相当注重的。”
《笔、墨品牌的“树”与“毁”》一文中，薛龙春教授详细谈论了这个问题。
“笔墨文房向来为书家所重视。三国魏时，大书家韦诞题三都宫观榜额，虽有宫廷笔墨供其取用，然皆不甚如意，于是他提出要用张芝笔、左伯纸和他自己自制的墨，只有兼此三具，再加上他的手，才能逞径丈之势。”“毛笔为古代文人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分离的物什，其质量如何不仅关乎书写的效果，也影响书写者的心情。”
“由于分工的不断细化，文房行当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专业工匠，他们一技在身，往往为文人所倚重。在元代，与文房相关的工匠有刻碑工、砚工、制纸工、打碑工、刻书工、印工、笔工、墨工等。这些匠人中，最受书家重视的是笔工与墨工。”
鲜于枢《行书秋怀诗帖页》（局部）
33.6×45.5—35cm 不等
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以上所述，只是书中的冰山一角，更多精彩部分，不再一一赘述，在此分享目录。
《元明书法谈丛》
- 目 录 -
元 代
概 述
小吏与俗气
书品之累
赵孟頫日书万字
赵孟頫轶事
写经求官
儒生改行作印工
元代文人好印之风
不识汉字用押印
布衣道士吾丘衍
朱珪手持“方寸铁”
邓文原地位日高,书学益废
奎章阁中的书家
笔、墨品牌的“树”与“毁”
道士张雨有文行
倪瓒的洁癖
热衷儒学的色目人
自许谪仙人
明 代
概 述
宋克杂糅章、今、狂
“镇宅符”之诮
中书舍人善书得宠
好到极处，俗到极处
茅君烦用事，入手称神工
祝允明乱而能整
祝允明的“疑似伪作”
江南第一风流才子
文徵明的书名与高寿
陈淳的变调
王宠的人生面具
文彭的“篆”与“刻”
明人的花押
笔底明珠无处卖
董其昌的“淡”
张瑞图善写获罪
明人生活中的书画
高堂大轴
不缘书法也流传
黜幽细，存粗猛
王铎与“奇字”
临摹即创作
书作的忌讳
访碑活动与隶书勃兴
徽州印人奔走天下
后 记
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蔡春旭，为此书撰写了书评，特别分享给期待有更多专业化思考的读者。
史家之眼
——评薛龙春《元明书法谈丛》
文 / 蔡春旭
浙江大学人文学院
薛龙春教授在完成《张怀瓘书学著作考论》的博士论文后即转入明清书法篆刻史研究，十余年来，他已完成郑簠和王宠两项个案研究，而关于王铎的研究已发表论文逾三十篇，编纂《王铎年谱长编》超百万字。他的研究既得传统文献搜集、考订之长，又善于以艺术社会史的方法讨论问题，同时勤于学书，得到多位名师指授，以隶书和行草为能事。
《元明书法谈丛》是他研学之余所写小品文字，书分元明两部，元代17篇，明代25篇，每部各冠以概论一篇。文章以书家、印人或某一问题、现象展开，夹叙夹议，不无学术价值，略举数端：
由于文献匮乏，元明篆刻史的研究一直难以深入，本书作者通过挖掘文集和信札中的材料，丰富了我们对这一领域的认识。元代儒生地位低下，为了生计而从事与文墨有关的行当，刻印为其中一途。这些印工借重与文人交往来提高声价，靠歌咏篇什而留名青史（《儒生改行作印工》）。通过钩沉文彭信札中提及的篆刻活动，作者发现明中叶的“篆印”和“刻印”是两个步骤，有时书家完成印稿后交由印工凑刀，而包揽两道工序的现象也有存在，且同一印稿可以刻数方印章（《文彭的“篆”与“刻”》），其中的复杂性不是“印人—印风”的认识框架可以涵盖的。
国内的书法史研究有个优良传统，即研究者兼习书法，它训练了书法史学者对笔墨、章法和书写工具的感受力。作者多年的书写经验使其对书写的物质性与书写活动尤为关注，这成为本书的一个焦点。他认为明以前书家多用硬毫笔，但羊毫在明代被部分书家青睐，柔软笔毫制造的偶然趣味与新鲜感成为历史的一重推力。晚明以后书家对笔、墨、纸的讲究“从一个侧面对传统帖学发出强有力的挑战”（页148），清代碑学的发生与此有内在的联系。书法立轴在晚明变得流行，它要求书家将小字“拓而大之”，否则缺乏观看性，这一时风导致书写技法与审美趣味都随之一变：“借助生绫（生宣）所带来的涨墨与枯笔，与羊毫在书写过程中所产生的偶然性，晚明人点画的轮廓往往显得模糊而不精确。”（页241）经过徐渭、张瑞图、王铎等人的书写实践，巨轴成为晚明书法的一个代表。
王铎是晚明书法的一个重要节点，书中直接谈论的就有五、六题，呈现了一个鲜活立体的书家。王铎在诗文书画上都追求“气势雄阔”，于是他嘲笑松江派的绘画如盆景，只是小情小致，而推崇五代北宋的荆、关、董、巨的“大家体度”。书法则主张复古，喜书巨轴，极具纵横之势，如薛所蕴《观王尚书运笔歌》所述：“有时纵笔为大书，枯藤老柏横参差，崩崖耸壁互奔趋。”（《黜幽细，存粗猛》）王铎喜书“奇字”，时常借此炫博，拉着看客讲解自己书作中的“奇字”。他懂小学，编过《字牖》十七卷，试图借此来移风易俗，去黜当时流行的俗字。故在书法创作中，王铎有意参考“篆籀隶法”来写行楷书，通过视觉上的陌生感来界定知识精英与平民大众之间的距离（《王铎与“奇字”》）。晚明以来，临摹作品获得了与创作同等的地位，王铎就经常以临帖来应酬求索，在他的观念中“临摹就是创造”。但王铎的临作与原作差距甚大，不但临得“不像”，时常将数帖临成一轴，因为他知道受众关心的是他的书法水准和趣味本身，而不是文字内容（《临摹即创作》）。王铎的临作也会照顾接受者的情感与需求，有意避讳书写“疾、哀、罪、凶”等不吉利的字眼儿，从而造成文本的残阙、难识（《书作的忌讳》）。这些讨论从多方面刷新了我们对书家、书作的认识，得以了解时人的常识与观念。
书品与人品的关系自北宋以来被文人空前强调。赵孟頫因曾出仕元朝，傅山竟从其书法中看出了“贱态”。倪元璐、黄道周、王铎是同年进士，人称“三株树”，但因倪、黄殉国，论者以为二人书法有忠义之气，而王铎后来做了贰臣，王弘撰说他“略无行简”，其书法亦随之被贬低。尽管如此，赵孟頫在元明两朝影响甚巨，“是后代少有的能接绪晋唐用笔的大家”（页26）。而王铎在清初的声誉不容小觑，明清之际的士大夫以家藏王铎书作为荣（页249）。又如董其昌在书写中追求“淡”与“生趣”，似乎清新恬淡，与世无争，但其在政治上实属投机分子，善于经营、包装自己，又人品低劣，霸陵一方，遂有“民抄董宦”事件（《董其昌的“淡”》）。故作者认为政治人格非同于人品，亦不能与其艺术成就划等号，“书以人传”是“北宋以来书法批评的一个误区”（页21）。
本书作者善于从纷繁的史料和作品中发现问题，借助问题展开讨论，剖析内理。透过他的“史家之眼”，每个书家、印人都是活生生的人物，他们有喜怒哀乐，有俗事缠身，为了糊口，书家需要写字应酬，印人则东奔西走，兜售技艺。他们并非终日静坐书斋、弹琴啜茗的世外高人，尽管传记文本中的艺术家形象就是如此，但作者试图以当代的历史书写还原其本来面目。而书中所蕴含的历史关怀，似乎又是针对现实而发，如《邓文原地位日高，书学益废》、《笔、墨品牌的“树”与“毁”》，与目下的情形何其相似。
书中有一处问题值得商榷：作者认为赵孟頫所画之马“常常为人所拘牵”，引用旁人观点认为“这或许是赵孟頫虽为天马却不得驰纵的自喻”（页20），这一解释颇牵强。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卷七记载赵孟頫题画马云：“吾自幼好画马，自谓颇尽物之性”；再则，赵孟頫画马取法韩幹、李公麟，与其画学崇尚“古意”相关，故李铸晋认为“马画对赵孟頫来说是一种文人画，充满了古意与完美文人所具备的高雅品位。”（《吴兴赵氏三世人马图卷》，收入氏著《鹊华秋色——赵孟頫的生平与画艺》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8，页110）
如今市面流行的书法鉴赏类读物多奢谈感受而不求书学，空论形式而不明书理。书肆中虽不乏书法史专著，但兼具可读性与学术价值的普及型读物却寡见，似乎学者惯于躲进小楼写学术文章，近年学术讲座的流行或可稍补遗憾，如魏晋南北朝书法史专家刘涛先生的《书法谈丛》、《字里书外》等书则实为一股清新之风。本书作者有中文系的求学背景，早年做过记者，行文剪裁精当，文笔老练可读，铺叙逸事不同于编“故事会”，而能揆察历史的本相，正如后记所云：“本书读起来或许比较轻松，但并不代表笔者对于这一时期的世风、环境、书家、书写活动及其文化没有深入的思考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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